年7月,重庆地下党《挺进报》出刊,每期印发份,由地下党员刘容铸、陈然、吴子见、蒋一苇负责,刘容铸担任《挺进报》支部书记。其实,《挺进报》真正的负责人是彭咏梧,由于需要保秘,神龙不见首也不见尾的彭咏梧,仿佛是影子,他在暗中审阅《挺进报》的出刊内容,批示重点,做标题等。
陈然是中国粮食公司修配车间管理员。中国粮食公司修配车间原址在南岸野猫溪31号,即现在的阳光号一侧。那时,中国粮食公司搬回南京了,有部份重庆工人据理力争,保留修配车间,陈然提出,他想办法生存。于是,修配车间自己加工粮食、麦子等。这是一栋两层楼房,楼下放了几台机床。楼上住着陈然母亲、姐姐、姐夫、妹妹。这是一个独立小院,环境单纯,重庆地下党决定,把《挺进报》设在这里。重庆地下党员蒋一苇负责《挺进报》编辑,刻写。陈然负责印刷,刘容铸负责发行,吴子见负责联络。
《挺进报》出刊时,重庆正值酷暑,每张蜡纸印60份后就花了,满篇都是斑斑点点,只有重刻。这样一来,工作辛苦,危险也大,陈然想了一个办法,把蜡纸钉在板子上,不用滚筒,只用一块竹片,刮得光溜,蘸上油墨在蜡纸上刮印。两人合作,蒋一苇揭纸,陈然按蜡纸、刮油墨,印完《挺进报》后,就把蜡纸和竹片一起烧了。
前期出刊《挺进报》,按照列宁讲的“报纸既是宣传者,又是组织者”原则,在重庆地下党和可靠的外围群众中发行传播。年1月,由于在东北战场、山东战场,人民解放军转为战略大反攻,重庆市地下党组织决定《挺进报》改变发行方针,以“攻心为主”,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寄发,起到瓦解、分化国民党内部作用。于是,重庆地下党动员外围民众,收集各种机关、团体、公司、商号信封,把《挺进报》寄出去,连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、重庆市长杨森,都收到美国新闻处信封里装着的《挺进报》。
国民党特务机关对《挺进报》恨之入骨,派出大批特务查找《挺进报》来源,一个伪装进步的“红旗特务”,在沙坪坝文诚书店,发现店员陈伯林和印刷工人任达哉,经常在看《挺进报》。于是,“红旗特务”在他们面前,发泄对国民党政权不满,表达要求加入重庆地下党的决心。陈伯林和任达哉警惕性不高,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团结的对象知音,他们经常拿《挺进报》给他看,并透露了一些核心机密。
一天晚上,国民党特务把陈伯林和任达哉逮捕了,任达哉立即叛变,说出了他的上级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、工会书记许建业,化名为“老杨”、“杨德青”、“杨青”等。年4月2日,许建业在市中区邹容路国泰茶院,约见地下党员高霞明。许建业刚坐下,发现任达哉带着特务在窥视,这个茶园很小,只有一个独门,当高霞明正要进茶园时,许建业起身相迎,转移了特务的视线,高霞明趁机脱险,许建业被捕了。
许建业被捕后,特务用尽了各种残酷手段,始终没有撬开许建业的嘴巴。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,特务又使出“红旗政策”的手法,支使特务陈远德充当看守,伪装革命,他对许建业说,自己出身贫困家庭,被拉了壮丁,愿意为重庆地下党工作。许建业被捕之前,有机密文件和重庆地下党员名单,他怕特务搜查住家,他秘密地托陈远德送信到原市中区中正路97号“至诚公司”职工宿舍,交给刘德惠。特务获取了地址和名字,逮捕了刘德惠,经不住拷打的刘德惠,供出了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。
重庆地下党严重受挫,刘国定叛变了在中正路97号“至诚公司”门口,特务逮捕了前来接头的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。在残酷刑罚和高官利欲的选择下,刘国定供出了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和《挺进报》陈然。随后,刘国定被授予国民党“上校”官衔,并死心踏地卖命。由于刘国定曾在四川西部和川北工作并担任过职务,对中共四川省地下党组织结构、秘密情况知道得不少。
刘国定带着特务到成都,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,但他不知道蒲华辅住所,只好坐着吉普汽车,在成都街上乱窜。他虽没有碰到蒲华辅,但他从另一个渠道,找到了蒲华辅线索。于是,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,特务逮捕了蒲华辅,由于蒲华辅叛变,使中共川康地区地下党受到很大破坏。为了表功,刘国定认为川康银行的股东王朴,可能是重庆地下党员,但没有证据,国民党以“物资助匪”罪名,把王朴拘禁起来。
为了营救王朴,重庆地下党组织让王朴妻子褚群,抱着孩子,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王朴。但是,特务逮捕了川康银行职员苟开甲,为了保全自己,苟开甲认定王朴是重庆地下党员,在渣滓洞监狱里,刘国定当面与王朴对质。齐亮是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书记,刘国定叛变后,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决定,让齐亮撤离。齐亮和妻子马秀英到了成都,通过马秀英哥哥、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,找到中共四川省委,并报告重庆地下党的严重情况。齐亮与马秀英在春熙路商场,被蒲华辅带着特务,把他们逮捕了。
更危险的是,刘国定带着特务乘飞机去了上海,妄图逮捕钱瑛,进而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。因刘国定在年,在上海南方局工作,知道南方局在上海地址。在刘国定当了叛徒不久,中共重庆地下党拍电报给南方局。电报内容是:“我这次回娘家,不幸得知柳表妹行为不正,染上了花柳病,医院。”接到重庆地下党电报的钱瑛分析,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问题,“柳”与“刘”谐音,断定刘国定被捕了。为了防止万一,发生变故,钱瑛切断与刘国定的联系,马上转移了。
刘国定个子不高,人称刘矮子,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肖泽宽体型较胖,人称肖胖子。特务扬言,要捉矮抓胖。当刘国定叛变后,肖泽宽约冉益智在北碚公园见面,到了约定时间,冉益智没到,肖泽宽意识到问题严重,他马上离开了重庆,到了铜梁。后来,肖泽宽得知冉益智也叛变了,为此,重庆地下党遭到不可避免的巨大牺牲。
果然,冉益智长期在开县、奉节、云阳、万县、巫山一带工作,他带着特务逮捕了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。接着,涂孝文叛变了,使川东地委成员唐虚谷、杨虞常、江竹筠被特务逮捕。让特务喜出望外的是,他们逮捕了《挺进报》负责人彭咏梧。原来,彭咏梧领导《挺进报》期间,受重庆地下党派遣,秘密到云阳、奉节领导农村武装斗争,与在华蓥山的合川、武胜、岳池、广安、大竹、渠县、邻水、与大巴山东部的开县、万县等地的武装斗争,形成呼应。逮捕了彭咏梧后,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徐远举惊呼:“华蓥山游击队有10万之众!”为了保其老巢,国民党对华蓥山游击队进行围剿。为了粉碎国民党围剿,在南充,华蓥山游击队击溃了国民党南充保安团,并打死南充警察局长林廷吉,大挫敌锋,使成渝两地的国民党为之震动。由于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,重庆地下党和中共川东地委的领导成员,有的牺牲、有的被捕、有的叛变,几乎覆灭。
恢复《挺进报》,横不出支,纵不越级重庆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后,中共南方局派邓照明和刘兆丰出来组织工作。年8月,他们从酉阳和秀山来到重庆,刘国定和冉益智不认识他们,因而没与重庆地下党发生联系,避免了损失。在吸取了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的事件后,邓照明规定,每个地下党员必须单线联系,在人与人、组织与组织之间,不发生联系,不准私自打通横向关系,也不准越级汇报工作。
邓照明以重庆为中心,他的活动范围,时而在四川广安、时而在四川大竹、时而在四川梁平、时而在四川垫江等。他每到一个地区,就指定地下党负责人,刘兆丰负责重庆巴县和江北,卢光特负责铜梁、壁山、大足、合川,李培根负责泸县、江津,李治平负责涪陵、綦江、南川等。为了工作方便,邓照明建立秘密机关,让刘兆丰的妻子谢若英来重庆,以教书掩护,在沙坪坝新桥适存高级商业学校任职,刘兆丰以商业学校天瑞公司副经理名义,住在市中区临江路45号,这是商业学校驻城区办事处。
年春天,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,国民党主力部队大部份被歼灭,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陈兵江北,解放南京。虽然大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,但特务更加疯狂了。特务与叛徒狼狈为奸,到处捕杀重庆地下党员,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。根据当时的形势,中国南方局指示重庆市地下党组织,保存力量、防止破坏、广泛发动群众、迎接解放,配合接管工作等。
根据迎接解放的方针,邓照明决定恢复《挺进报》,这时的《挺进报》,总结了被破坏的教训。因此,《挺进报》改变了版式,在名称上不固定,出版小册子,选用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文件,在刊头上不打名字,避免特务注意。对新版的《挺进报》,在发行方面有所改进,比以前灵活谨慎,不再大张其鼓地寄给敌特首脑机关了,而是直接寄到可靠人士家里,通过邮寄,即使被特务发现,也找不到人。复刊的《挺进报》地址,设在沙坪坝民建中学,由地下党员吴宇负责编辑,由地下党员廖伯康带到化龙桥大有小学刻印,寄发。
这是《挺进报》出版发行场地,树木成荫
由于复刊的《挺进报》及时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,重庆市学联提出了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的斗争口号,随后又掀起了“争生存、争温饱”的群众运动。当时的重庆师生,为了改善生活条件,也在酝酿罢课罢教。重庆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,把争生存、争温饱和反内战的斗争结合起来,响亮地喊出了“惩办发动内战的战争罪犯!”、“废除专制独裁的伪法统!”、“要真和谈,不要假和谈”等口号,并决定在4月12日,即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渡江之日,举行重庆市民示威大游行。
“四、一二“示威大游行前夕,重庆地下党通过可靠渠道得知,特务已经拟定了逮捕名单,采取了军事戒严,截断了从沙坪坝通往重庆市区的所有公路、桥梁,用武力破坏这次游行示威。为了保存力量,重庆地下党改变斗争方式,掌控有理有节的策略,不和国民党军警硬碰硬的作法,把原来筹备的全市统一大游行,改为分区游行或校内游行,及时通知暴露的重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,迅速转移。
在“四、一二”示威大游行中,特务拟定的逮捕名单被打入特务内部的地下党员袁鉴承获知,他冒着生命危险,送出了可靠情报。长期以来,由于袁鉴承在敌特机关“工作努力”,他参加了“特种汇报会议”。这个“特种汇报会议”非一般基层人员参加,要有相当级别人员才能进入会议室里,而逮捕名单在3月30日下午才定下来,重庆地下党3月31日中午就知道了。
在迎接解放、配合接管解放的工作中,《挺进报》号召重庆各厂工人,在重庆地下党领导下,成立“护厂联谊会”,有的组织“工人纠察队”,有的组织“工人自卫队”等,重庆地下党在兵工厂、钢铁、煤炭、电力系统、公路运输、纺织工业、电信系统进行工作,重点加强兵工系统的注意,因敌特破坏的重要目标就是兵工厂。如江北区刘家台的21兵工厂的“护厂联谊会”,就是地下党员赖琮瑜组织起来,把厂长俞濯之争取过来,打开仓库,拿出0条枪枝,武装了护厂工人。
江北区21兵工厂,国民党逃跑时,在21兵工厂安放了大量炸。护厂英雄吴坤山在“护厂联谊会”的地下党领导下,冒着危险,带着护厂工人,在万分危急时,把多箱烈性炸药,全部拆除了引线。又如29兵工厂、重庆大渡口钢铁厂,在敌特撤退重庆时,在发电所、平炉车间、轧钢车间,安放了炸药和定时引线。年11月29日,重庆市地下党员刘家忆、简国治,带领护厂工人,逐一排除,因数量太多,他们忙到解放军进入重庆,还在排除敌特安放的炸弹。
来源：《重庆与世界》年07期，作者陈与、刘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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